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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把诗歌拿到剧场来做-好戏专访《写诗》团队

 

最早的诗歌是什么?据传是通篇只有八个字的《弹歌》,源自原始社会的口头歌谣,感时所发,简练明快。

《写诗》的团队是怎样的?如果可以给他们贴一个标签,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这张标签在采访时被不断置顶。

《写诗》的创作团队是一群完全的年轻人,采访是在蓬蒿剧场,导演蔡艺芸,文本兼演员、三位年轻的写诗人悦园、孙晓星、石岳,再加举着采访本的笔者,咖啡馆的圆桌刚好围满一圈儿。团队里的另外两位写诗人没能到场,蔡导和石岳还特别介绍:非常年轻的麻油叶的老板马頔以及非常靠谱的但一直加班的黄一萌。介绍简介却将上面标签的重点直接圈定——团队。

那么诗呢?孙晓星自认诗人,但石岳却拒绝这个称谓,靠着笔杆子挣钱的黄一萌,一边写公关文章,一边写诗,扭曲又累但他两者兼顾;石岳喜欢海子和狄兰·托马斯,孙晓星则偏好杜马兰和特拉克尔,没有来的马頔口味独特(石岳语)是顾城,他们各自对诗的认知不尽相同;他们都很年轻,写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现在的他们又开始尝试将写诗这一行为通过剧场推广开去,力图使其能够以原本的姿态回归大众。不是形态,而是姿态。诗是《弹歌》的感时所发,简练明快,也会是《诗经》的纯挚美好。使其回归,这是他们的目的。

原本的采访提纲中有一个问题:用文本中的一小节来总结《写诗》的主旨。现在或许可以用孙晓星的一句话,来为他们此次团伙合作做一个总结,“既然我们有剧场的资源,那就把诗歌拿到剧场来做,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好戏网:《写诗》是一出怎样的戏?
蔡艺芸:《写诗》没有剧本,只是有一个文本,所以这不是一个讲故事的戏。它比较偏向于当代剧场作品,以文本为主,基础就是他们五个人的诗和他们的故事。我要求他们每个人写十分钟的文本,写他们跟诗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为什么写诗等等,这个戏是在排练中形成的。五个故事都是他们的真实经历,不是扮演一个角色,他们在舞台上就是他们自己,孙晓星就是孙晓星、石岳就是石岳。

 

好戏网:《写诗》的灵感从何而来?你们的动力是什么?
蔡艺芸:最初是我的提议,我本身很喜欢诗歌,身边的朋友都写诗。有一次在网上搜索关于诗的帖子,上海民生美术馆当时在做的一个活动叫“诗歌走进美术馆”,他们邀请黄灿然做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的活动。这个活动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就想,作为剧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诗歌走进剧场”的活动,然后就找到了孙晓星。我身边写诗的朋友都是年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资源,就像孙晓星说的,我们凑在一起读一下自己的诗,既然有剧场这个资源,我们为什么不来做这件事情。

 

孙晓星:她跟我说这个计划之后,我觉得是可以的。诗歌本身就是要跟别人分享,但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诗人的身份已经变成两种,一种是在学院里面被圈养起来的教授、老师,或者曾经是诗人现在被学校返聘,还有一种就是干部、官员,闲情逸致写一些诗来表现自己的修养。诗歌的出版已经完全被垄断了,如果你没有任何诗歌圈子内的资源,或是掌握出版关系的话,那诗歌就只能限于自己周围朋友的传看,包括你周围的朋友也不一定感兴趣,你就变成了一个异类,写诗成了很搞笑的事情。

所以我想,既然出版被阻塞,朗诵,在今天也不可能,那我们是不是尝试一下跨界;周云蓬、李志在做的民谣,其实就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传统诗歌的分享渠道被堵死了,资源已经占满,既然我们有剧场的资源,那就把诗歌拿到剧场来做,也许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条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

 

好戏网:在排演过程中遇到什么阻碍吗?
蔡艺芸: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对我挑战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之前的作品是比较个人化,自编自导,所以很清晰地知道该怎么弄。但这次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集体创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戏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笑),最终成果取决于我们的排练。这五位写诗的年轻人,很多都没有上过舞台,他们都是写东西的人,写东西的人都是很敏感的,保护自己的欲望更加强烈一点。我需要他们打开自己,在舞台上面完全变成一本书,让观众去阅读他们当下的感受。所以我跟他们每个人单独排,最后再揉合到一起。在排练的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作为导演我就要想办法去解决,比如我想到一个idea,但诗人不接受,我就要另外想;在排演石岳部分的时候,他突然就把自己的文本全部推翻了,我就很郁闷,只能重新来过(笑)。

 

好戏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障碍还是自己?
孙晓星:因为没有经验,在台上自己觉得很投入,但这个能量没有传递给观众。在舞台上,是演员和自己的关系,演员和他的对手的关系,还有就是和观众的关系,我们内心足够充盈,但如何将能量传递给观众,这需要导演从她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调节。我们相信我们的能量是有的,但是怎样以一种最便捷的方式传递给观众,这是我们最欠缺的。还有就是怎么打开自己去表达,很多写作者都不是很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在生活中表现出来,他们更惯用文字,但剧场不一样,剧场就是要借文字之外的东西在舞台上去传递。

好戏网:《写诗》旨在讨论青年人对待写诗诗人以及诗人的社会身份,在剧中会传达给观众一个怎样的讨论结果?
孙晓星:这个世界分三种人,一个是写诗的人,一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普通人;在剧场中,观众作为普通人,舞台上的我们作为写诗的人,还有一些舞台之外的、高高在上的诗人。不只是在剧场,我希望将范围扩大,让人们能够真正看到这三者的关系,包括我们普通人能不能去写诗,到底诗歌为什么在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诗歌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文言,变成了遥远的远古的声音,而且这个社会充满了对诗人的敌意与不信任,诗人和诗歌在网络上被大家后现代,被随意的挪用、戏仿,这不是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而是要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剧场中看到一个不是被嘲笑的诗歌,也希望能够让观众感觉到,我看了一个演出,似乎诗歌我也可以写,不管写的好与坏。写作也可以崇高他自己。

好戏网:在你们每个人心中,写诗是一种怎样的行为,诗是什么?
石岳:诗人没有DNA,当文人诗发展到一定的极致之后,就变成了智力游戏,不是非要走民歌路线,但诗歌不应该被某一种人把持着。《写诗》的艺术总监是诗人蓝蓝,她在海报中写了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语言不死,诗歌不灭,我倒是觉得感知不死,诗歌就不灭;第一感知就是诗,就像一次奇妙的旅行,你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会写到什么,也许你未必知道,不是哗众取宠刻意求怪,但是你碰到的每一个意象,当你写好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这真是我写的吗,写得真好。每个人都可以写诗。

孙晓星:诗,我又理论化了阿,最重要一点就是拒斥粗鄙的语言。诗首先会变成一种高级一点的语言,我现在的倾向是从高级走回到低级。我首先觉得诗歌这种语言是一个很锋利的武器,它就是朝粗鄙的事物砍去,不是消灭,而是像炼金术一样将这样东西变好,它可以把石头变成金子。诗歌确实可以成为一种解药,可以治愈一些抑郁,它兼具两者,又是疾病又是解药,所以写诗这个行为,就与诗对我的意义相关。

悦园:写诗对于我来说……就是很美的东西。美是能让你深呼吸的东西,是让你感叹的东西,诗歌是来源于感叹吧,事实上有时候那声音不是来源于自己,所以你不能说是我写的诗。诗歌只不过是某种东西承载在语言上面而已,就像我们刚刚有个时刻也很美,它不是诗歌,但它有诗性。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很美的东西,只不过有时候我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有时候不能。

蔡艺芸:写诗就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的形式是诗。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药,总有一些诗会击中你。比如说在某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非常孤单,突然听到英文朗诵的聂鲁达的情诗,那个声音就击中我,这个夜晚突然就变得美好起来。那个时刻很安静,只有诗,只有这种美丽的语言,因为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写诗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需要不断的磨练磨练。

 

好戏网:《写诗》在蓬蒿结束之后会在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吗?
蔡艺芸:我希望这个团队不要变,最好是大家一起去演出,但是不能避免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有人会没办法参加。我希望去更多地方演出,不仅仅是大陆。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东西好不好,所以蓬蒿的这三场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要知道这样可不可行,它出来是什么样子,我之后要怎样调整把它做得更好。

 

好戏网:你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影响更多年轻人,关于诗歌。
石岳:基督教有句话,相信上帝,你至少应该去接近他,如果要感受火炉的温暖,你至少应该先靠近它。巴西的足球为什么牛,巴西的小孩买汽水脚下都带着球,他们的国家有这样一个基数。让更多的人接近诗歌,就要先有这样一个基数。

蔡艺芸: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是很有责任感的。所以我们这次的演出还有一个册子,这个册子就叫《写诗》,我们自费印的,里面有他们的诗,我希望这个册子慢慢发展起来,每年都做,观众也可以投稿阿,然后我们不断的延续,让《写诗》可以变成流传下来的东西。

蔡导和孙晓星、悦园是好友,孙晓星和石岳是同学,马頔被孙晓星女友拉入团队,像一个粘土在转盘旋出一个不大的圆圈,一伙儿人在没有任何商业赞助的情况下策划了《写诗》。这其实是一次充满责任感的行为,蔡艺芸导演到最后才提起“责任感”,或许可以说他们太年轻,“责任感”好用又实惠,官私两面贴这样的宣传好帮手都没有拿来用,但他们却是实实在在地这样一件事请,以点击碰面,诗歌走进剧场,然后回归大众。

采访结束后,石岳还特意说要“轻松一点,我们不想特别有姿态,那样很扯,哪怕你把他(孙晓星)写成流氓都可以”,但要是将他们写成流氓会是一件更扯的事情。








上海聆舞剧团《写诗》:一个动词,一次发生

by 文艺生活周刊 on 十二 17, 2012 • 12:45

让诗歌走进剧场

记者/于成然 文/于成然、池旭 图片提供/蔡艺芸

 
剧场作品《写诗》
 时间:2013年1月4-6日19:30
 地点:蓬蒿剧场
 票价:50元(学生)、100元(预订)、120元(现场)
 出品:聆舞剧团
 导演:蔡艺芸
 戏剧构作:孙晓星
 文本/表演:孙晓星 石岳 黄一萌 马頔 悦园
 


蔡艺芸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编剧、导演,剧场工作者,聆舞剧团艺术总监。戏剧作品有《默默与粘粘》、《鱼仙》、《暗房》等。其中《暗房》入选2010京港沪三城青年戏剧导演作品世博展演季,2011迷仓秋收季节展演。《鱼仙》入选2012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剧本朗读单元。
 


孙晓星
 生于1986年。诗人,舞台剧作者,剧评人。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学士,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硕士研究生。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教师。舞台剧作品《悼亡剧场》(2011),主编《再剧场——独立戏剧的城市地图》(Re-Theatre:The Independent Theatre Cities Map)。
 
在上海的戏剧圈,聆舞剧团是个叫得很响的名号,他们始终在实验戏剧的道路上探索着,坚持着小剧场最原初的实验性。而蔡艺芸,便是聆舞剧团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次,蔡艺芸偶然萌发了诗与戏结合的创作冲动,为此她第一时间找到了同为聆舞剧团成员的孙晓星,一个更乐于以诗人称呼自己的剧作家。二人一拍即合。
 
蔡艺芸是导演,孙晓星是文本构作,又有几个年轻人加入进来,就这么「临时起意」一般,他们一起开始了一段新的路;又更像是推开了一扇别人从未动过的窗。很快,那些在迷雾的清晨,静谧的寒夜,在芳醇的咖啡香气里,火花的绽放中,不能自已地写下有关生命的秘密,将以一种直面而来的,或迅猛或温柔万千的姿态向大众呈现。
 
初听到这部戏,大多人都会条件反射地以为是一次诗朗诵,顶多再花里胡哨做一些配乐。但事实上,它并非如此,它依然循着聆舞剧团一直以来的实验体创作路线,在剧场和诗歌之间探索,不断生成新的概念。「我们结合每个写诗者的个人历史,将诗歌重组、拼贴,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实验,在剧场有限的空间内创造无限的可能。」
 
于是在这个冬天,一场来自于几个年轻男女的,关于梦与希望、爱与自由的诗篇将在舞台与观众共享。正如蔡艺芸所说的那样,这部戏的万千情绪都归于最初,「写诗」,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次发生。
 
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
 
在「文青」泛滥的当下,很难说出真正的「文青」应该是什么样的;而蔡艺芸,是那种远远一眼望去,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文青」气息的姑娘。她是戏剧人,却在私下里常常把心搁置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偶尔也会在私密的本子上一字一字写诗。原本这只是蔡艺芸个人的兴趣,却因为一次偶然的诗歌朗诵会,让她决定把自己最热爱的两门艺术,戏剧和诗歌融合在一起。她说,「作为一名剧场工作者,也作为一名诗歌爱好者,我怎么能不办一个『诗歌走进剧场』的活动呢?」
 
在蔡艺芸身边,有很多写诗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拿自己写的诗和朋友们分享,有的独立出版了诗集,有的还在沉默地写着。蔡艺芸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与诗歌给她带来的美好,总是异常深刻。「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蓬蒿剧场的楼顶喝酒聊天,正好是白天与黑夜的交界,天空有种不可思议的蓝,我的好朋友悦园,拿出她随身携带的笔记簿,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或许只有她自己看得懂,她说她要念几首她最近写的诗给我们听——她的声音响起来,那么温柔那么美,伴着风吹树叶的飒飒声,我们分享了她诗歌的秘密,那是通往她心灵花园的唯一小径。」那时,蔡艺芸想,也许诗歌不仅仅能在朋友间分享,也可以念给更多的人听,就像Patti Smith一样,她一开始总是羞于让自己的文字见人,后来却通过诗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
 
正是她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些写诗的年轻人,这些关于诗歌的美好回忆,给了蔡艺芸勇气来做这件事。在北京寒冷的这个冬天里,她找到孙晓星,一起发起这次「诗歌走进剧场」的活动,她说,「我希望它会持续性地蔓延到各个城市的剧场和美术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它不仅将诗歌带进剧场,还将把诗歌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诗,让我们在诗意中寻找生命的秘密。」

 
《文艺生活周刊》×蔡艺芸(《写诗》导演,聆舞剧团的创始人之一)
×孙晓星(《写诗》文本创作)
 
《文周》:「中国白话诗只有近百年的历史,诗人的探索以及大量翻译诗歌的影响,造成了今天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景象。」 首先你是如何看待当今诗歌在整个文化圈里的现实处境?
 蔡艺芸:现代诗在顾城、北岛、舒婷、杨炼那批人的时候风靡过,还记得看顾城带着帽子朗诵自己诗的录像,被深深击中,一度认为诗人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幸福的,每个人都在读诗、关心诗的发展。后来诗歌就慢慢没落了。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混过诗歌圈,但总是那么几个人自娱自乐,普通人都不再关心诗了,更有甚者,连诗歌为何物都不知道。到了2012年,我认为处在世界末日边缘的我们,又在寻找一种心灵的归宿,所以,诗歌又复兴了起来。这可以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举办的各种诗歌活动看出,前不久摩登天空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诗家歌」活动,请来了很多著名诗人(翟永明、俞心樵等)和音乐人(何勇、张楚等)合作,现场人潮涌动,大家都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这股劲头来势汹汹不可挡,诗歌必将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文化圈更需要诗歌,因为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而诗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孙晓星:诗歌在当下中国早已不像80年代是支浮萍,许多诗人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们身兼多职,供职于学院或者媒体杂志,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被「供养」起来了。因此,诗歌在当下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这主要发生在学院,同时他们把持了翻译(引进)和评论(鉴定)的双重权力,诗歌的观念也在跟着这个体制跑;其二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热情已经消失,留下的是它的糟糠——怡情趣味,况且它已经与大众无关,变成了另一种「文言」。我个人不想给这两个变化做太多的价值判断。
 
《文周》:创作出《写诗》这样一部剧场作品还不够,再增添一场「诗讲座+诗朗诵」的作用是什么呢?
 蔡艺芸:「诗歌走进剧场」是一个系列活动,只要跟诗歌有关的,在剧场发生的,都可以纳入这个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诗歌,对诗歌感兴趣,从而有「写诗」的冲动。此次我们邀请了著名女诗人蓝蓝进行「当代诗歌漫谈」讲座和交流,与独立诗歌组织「圈套诗社」及独立民谣厂牌「麻油叶」合作,进行诗歌、音乐现场的表演,届时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会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下午,因为整个过程将会非常有趣,除了充满知识含量的讲座之外,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朗诵自己的诗,并有即兴音乐伴奏,在轻松的氛围中慢慢接近诗歌。
 
《文周》:《写诗》的创作过程中,在「年轻人」的诗歌里,最受打动的一点是什么?
蔡艺芸:他们的诗歌都打动了我,否则我也不会选择他们来作为《写诗》的主创团队。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他们的迷惘就是我的迷惘,他们的感动就是我的感动,他们的困惑也是我的困惑。如果在文字上无法与他们沟通,就没有办法在一起工作。所以大概从一个月前,我们就一起聊诗歌,每天在家里、在路上,我读着他们的诗,听着他们的歌,我感觉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文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脑子里现在能够浮现的一句诗是什么?
 蔡艺芸:我喜欢的诗人很多,目前比较有感觉的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她是一位女性,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我现在脑子里浮现的一句诗却是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写的,也许他很知名但我不知道——「是一种沉默丈量过,一只蜘蛛幽暗的心。是瞬间的寂静领受了,树木高耸的孤绝。」我不记得是从哪里读到的,但它深深地击中了我。
 

一部戏,一些诗,一场游戏
 
《文周》:在这部戏里,你最想表现的一点是什么?
 蔡艺芸:「写诗」这一行为,且是「生活中的人」的「写诗」,当一种民间抒情手段被权力话语渗入并成为一种精英旨趣的时候,诗歌如何复归「民众」?平凡的年轻人该如何对待「写诗」、「诗人」与他们的社会身份?这些是该剧场作品试图探讨的部分。
 
孙晓星:「诗歌」这个词在当下的网络中被「后现代」了,有人称诗人为「湿人」,称吟诗为「淫湿」,这种戏讽来自于大众对当下诗人的不信任和对「当下诗歌」的敌意。我想传达的是一种消除这种不信任和敌意的力量。
 
《文周》:在微博里能看见你有一个「《写诗》改成《诗》又改回《写诗》」这样一段纠结,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为何最后还是确定为「《写诗》」这样一个动作性的作品名?
 蔡艺芸:《写诗》是一开始就想到的,开会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太平淡了,怕没有人来看,所以就想头脑风暴看看有没有更炫的,我们想过「诗语症」、「造诗机器」、「诗歌案内人」等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想了一个下午,改成《诗》,结果过了两天,还是觉得《写诗》好,看似平淡普通,却是一个动作,一次发生,蕴含了更多的东西。
 
《文周》:在写诗的过程里,是什么样的情感、事物比较容易触动你写诗的动作发生?
 孙晓星: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想要拿到剧场里面讨论的,就是什么诱发了诗歌。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来说,可能是故乡的风,可能是清晨的朝露;但对于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来说,可能来自于对「假惺惺」的事物的破坏与诋毁。每个人都不一样。

 
《文周》:在微博里我们能看见你这样讲「由一位女导演,四位男诗人、一位女诗人组成的团队。」这样的组合是有意为之吗?
 蔡艺芸:本来除了我是女人,其它都是男的,后来我们说,舞台上还是有个女人比较好吧,他们推荐我上,但是我自认为诗写得不如他们,也不愿意上台,所以就找到了悦园。做女导演的好处就是可以撒娇,你一撒娇,男孩子全听你的了。所以我觉得四个男诗人一个女导演的组合其实挺酷的。
    
 《文周》:什么样的契机让整个团队走到了一起?
 蔡艺芸:所谓契机就是,在某个时刻你注定要做这么一件事,和这么一群人。我相信我认识他们不是偶然,所谓物以类聚,只有相同审美的人才能一起工作,所以我的选择也是必然的。诗人蓝蓝是我们的艺术顾问,我不认识她,也没怎么读过她的诗,但是我们在微博上互相关注,所以我就给她发了封私信,问她有没有兴趣来参与这个活动,她很热情地答应了,就这么简单。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还有一些是90后,蓝蓝能为写诗的年轻人付出她的时间和精力,我很感动。
 
孙晓星:蔡艺芸知道我写诗,同时手里还有一个聚集了许多年轻诗人的诗歌组织,她跟我提起了在上海的一些事,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而且很重要的是,我的身边有很多写诗写得很好的年轻人,这次活动也想能最大限度地给他们机会。
 
《文周》:在创作这部新作品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毕竟这是一部比较新比较先锋的作品。
 蔡艺芸: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是,我确实没有做过这样的戏,之前在上海做的三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编剧导演的,虽然有两个作品也不是叙事逻辑,但基本上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达。而这次完全是一个团队,我只是担任导演,作品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五位写诗的年轻人来完成的,这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障碍,突破口是他们有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诗也写得很不错,在文本上足够过硬,障碍是如何让五位基本没有上过舞台,甚至有些羞涩的年轻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袒露他们的私密空间,和观众一起寻找诗歌源头的秘密。要知道,他们都不是演员,而在舞台上,他们并没有扮演任何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
 
《文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加入自己的元素?还是说纯粹的让诗人们自己发挥?
 蔡艺芸:从导演的构思来说,肯定有我自己的影子,但我的审美、我的喜好都主要是结构上的,内容上我完全尊重他们自己,他们给我什么文本我就用什么,他们的个人部分想要什么风格就什么风格,他们不演,我也不需要他们演,在舞台上表达就可以了。
 
《文周》:作品即将在下个月初登陆蓬蒿剧场,现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蔡艺芸:焦虑,非常焦虑。我身边的人都快被我折磨疯了,比如孙晓星,他遇到我的轰炸式短信就回三个字:放轻松。
 
《文周》:与之前的作品对比,对这部最新的剧场作品《写诗》的评价是什么?
 蔡艺芸:好玩,有趣,一起来玩游戏吧!
 

孙晓星:找到「自己」
 
「若不是画具被红色的成绩没收,我不会走上这条歧路。文学是失败学生的收容所,写诗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动作。如果有一千种选择,这永远都是最坏的一种。」在《写诗》的宣传册上,孙晓星如是写。
 
《文周》:「文学是失败学生的收容所,写诗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动作」,何出此言?
 孙晓星:来自于经验,但我不想把生活的失败和文学必然地联系起来,即使我用了一个定义般的「是」字,因为我不想文学也成为一种谁的专属。这句话也并非示弱,同时我觉得一定有一种可以比写诗更「强」的动作,只是它不属于我们。
 
《文周》:在《写诗》这个作品里,你觉得编剧的作用的更主要是什么?
 孙晓星:其实这个作品里不存在什么编剧,因为故事都不是编的,素材全部是个人的生活,然后结构在一起,达到能呈现的效果。这个作品里也不存在什么「表演」,所以人物就是自己,比如有一个「演员」一直担心自己演出那天单位不让他来,导演说那就排个B角替他演,我说不行——来不了,就播他的音频,或者现场打电话给他,接上音响,在电话里「演」,舞台上没人,只有声音。如果不是本人,就失去了这个演出的意义。
 
《文周》:由于形式的新颖和先锋性,演员们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训练?
 孙晓星:我们几个演员都没有演戏的经验。声音和身体的训练,这是基本的。但最重要的,是可以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方式。
 
《文周》:以后对新的作品创作有什么计划吗?
 孙晓星:现在有一个选择,就是剧本创作和当代剧场之间的选择,后者是颠覆我本人所学专业的(戏剧文学),能够面临更多更广泛的事物。
 
《文周》:对于舞台剧创作是个什么感受?会坚持吗?
 孙晓星:我总嘲笑说我毕业的戏剧文学系已经变成了电视剧文学系,这就是现在的环境,对于舞台剧创作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清高的,各行各业而已,只是我比较喜欢这个。
 
【记者后记】
 
蔡艺芸给了诗以及诗意一个最高的定义——「因为诗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而诗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她爱诗,她的诗里有那种在绚烂里的暧昧与心跳:
 「坐进倒开的火车,蔓延的田野、耀眼的花朵,还有倾城的湖水。太阳被月亮遮住了眼睛,他消失在车厢的最后一节。」
 
身兼多职的射手座孙晓星更像是在女性热烈的激情下一股沉静的力量,忧郁却从容:
 「这些诗从来就没存在过,那些无用的手稿和伪造的证明,那场虚构的大雨和并不存在的你,都是我独自一人,在台灯下做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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